在农村流转土地种粮超过十年的王汉,再次感受到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“滚烫”——从去年开始,一些之前从事饭店、洗浴桑拿生意的工商资本,都下乡“包地”种粮食了。
王汉是上一波资本下乡的受益者。2011年,受土地规模经营收益的吸引,他返回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的老家,创办了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。历经11年的逐步探索,尤其是2018年之后,该合作社专注于一年两季的粮食种植,发展规模已达到2万亩左右。其中,7000亩为合作社从农户手中直接流转,1.3万亩为规模农户委托合作社托管种植。
之所以王汉对最近这一波工商资本下乡颇有担忧,主要在于地租,也就是“包地”成本的上涨,正在挤压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收益。不断“内卷”的“包地”成本,再加上种粮贷款难,以王汉为代表的种粮大户作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,正在遭遇挑战。
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董强对
地租十年间上涨三倍
由于种粮收益比较低,绝大部分年轻农民都选择外出务工,于是就将农地流转给其他农业生产主体。小农户间的转包价格比较低,“农户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钱,200~300元(每亩)”。当然,彼时粮价亦不高。几年下来,导致那时候下乡的工商资本亏损严重,不得不离开农业。这让王汉印象颇为深刻。
如今,在粮价持续上涨的带动下,地租也跟着上涨。尤其是在下乡工商资本的哄抬下,涨势更是“疯狂”,正逼近王汉所设定的合作社“包地”底线——每亩850元,这是其经过多年精打细算后确定的“盈亏临界点”。
这意味着,十年时间,地租就上涨了三倍。
以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固镇县为例,粮食种植主流是一年两季,一季
这意味着,种粮每亩总成本1852.15元。而地租占比接近50%,占全年种粮投入的比重接近80%。
再来看总收入,每亩销售收入
据
对于地租的上涨,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的种粮大户张立伟也有切身体会。在当地,张立伟流转有7500亩土地,一年种一季,主要是种玉米。
“这7500亩地,得投资1000多万,平均每亩地的成本在1500元~1550元。其中,农地流转费用占大头,达到900~950元,其余是农资、农业生产各环节社会化服务等成本。”他说。
以开鲁县为例,亩产30%水分的原粮达到900公斤(折合14.5水分的国标干粮约720公斤)的土地,2021年春节前后流转价格为1000元。流转后,每亩70元的种植者补贴由流转方享有,因此包地实际成本为930元。而滴灌种植玉米的成本700元,地租已经明显超过了种植成本。玉米的投入成本合计1630元。按照2021年产玉米收购季价格达到每吨2350元,每亩粮食销售收入约为1695元,合并每亩地秸秆销售收入80元、每亩回收滴灌带销售收入25元,总收入达到1800元。
这意味着,种粮大户流转土地的收益每亩仅有170元,投资回报率只有10.4%。一旦粮食价格向下波动10%,种粮大户就将面临全面亏损。业内认为,考虑到风险承受能力,种粮大户的投资收益大不如前。
果断放弃“非粮化”,全部改种粮食
2011年,固镇县出台《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意见(试行)》。成立了固镇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领导小组、固镇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推进指导组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,负责全县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管理。这被王汉视为地方政府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信号。于是,他果断返乡“包地”,创办农业专业合作社。
“包地”是“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权”的通俗说法。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,目前实行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三权分置。
布瑞克·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国发对
林国发称,因为地力、平整度、基础设施等条件不同,不同地区的土地租金存在显著差异。目前,华北地区成片耕地每亩每年租金普遍在600~800元,东北地区普遍在400~600元。由于东北耕地一年一熟,玉米价格对次年地租影响较大。南方地区更是差异较大,每亩每年租金从300元到1200元不等。
2018年,是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一个转折点。在此之前,由于“包地”只严格规定“非农化”,并未严格要求“非粮化”,该合作社在种植粮食作物之余,也种植了一部分经济作物,比如蔬菜。不过,种植蔬菜的规模效益并不好,五六年时间,反倒亏损了几百万元。
之所以亏损,主要在于人工成本太高。王汉解释称,种植蔬菜的话,人工成本占总成本一半以上,地租不到20%。鉴于此,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,2018年底,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果断放弃“非粮化”,全部改种粮食。
探索“地租+分红”模式
地租的上涨,也影响着中国农业的竞争力。“如果将‘包地’成本扣除,中国的小麦种植成本,要低于
王汉的“精明”体现在地租支付方式上。区别于其他种粮大户“在每年种地之初,就直接支付农户地租”,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选择在每年6月1日前兑付。否则,老百姓有权收割小麦。
“老百姓、村委会、地方政府都担心种粮大户要是经营不善的话,会选择‘跑路’,影响农民收益及地方稳定,但我们不会。”王汉说,正常年份,当地小麦收割时间在6月5日左右。不管合作社经营好与坏,都会在此之前支付租金,不然损失的可是小麦收入。正因为常年从事粮食生产,在当地积累了口碑,这种模式也受到多方认可。
考虑到地租、种粮成本的上涨,目前,王汉正考虑合作社转向大托管方向。2022年,他做了一个“地租+分红”的试点。简单来说,就是农户将土地入股到村里面,村集体跟合作社联营,由合作社为农户兜底,每亩最低收入800元,相当于地租。待售粮后,赚钱了分红,不赚钱不分红。“小农户要是自己种地的话,可能收益要高于800元,但选择入股合作社的话,既不用投资,也不用劳作,还不承担各种风险。而对合作社来说,也不可能再提高地租成本,风险点就是800~850元。”
在王士海看来,地租问题只是发展阶段问题。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,农村务农人口进一步老龄化,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供求关系自然会发生改变。当供大于求时,地租价格就会回落。不过,这需要一个过程,预测将在2040年左右实现。从政府层面来看,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加快这一进程。